中国医生与医患关系-九游会登陆

■韩启德

编者按

从医者陪伴患者看夕阳到湖北人民夹道目送援鄂医疗队，新冠疫情发生以来，中国医患之间出现了很多温情和感动的时刻。然而，医患之间也时常会发出不和谐的声音。3月30日，曾遭受暴力伤医的陶勇医生发声，“希望暴力伤医到我这里终止”。

造成中国医患矛盾冲突的原因有很多。站在医者的角度，该如何认识和化解医患矛盾？本文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根据2005年为《我们的医生》（该书作者为袁源）所写序的内容修改而成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只是表述中国医生的特质以及在改善医患关系中可发挥的作用，并非对当前医患关系的全面阐释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认为，今天再次刊发此文，对于当下乃至后疫情时代如何建立和谐健康的医患关系，仍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。

我曾经是一名医生，细想自己大约是从坐在医学系课堂时起，心里就萌生了诗话般的责任。那种责任恐怕是任何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们都难以相比的责任，因为我们今后将创造的是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。而且，这份责任也是任何艺术家们美艳绝伦之作品所无法替代的昂贵，因为我们雕琢和修复的将是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生命材质。

回想当年的同窗学友，一张张脸上几乎都是那么凝重的表情。因此，医科学生们似乎更懂得“珍重”二字的分量——从珍重未来的事业到珍重眼下的苦读；从珍重即将应对的每一个生灵到珍重自身的尊严。学校的那段时光应该说充满着神圣的憧憬。

毕业后，我到了西北农村，在农村基层医院一干就是11年。西北农村是艰苦的，医疗条件十分简陋，但我还是获得了实现医生责任的机会。为了解除农民的疾苦，我成了“万金油”大夫，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、皮肤科，中医西医，什么都干；为了满足患者的要求，我成了“全天候”大夫，一天24小时，随叫随到；为了提高诊治水平，我成了“医院建设者”，创造条件建立简易病房、手术室与化验室。

我的热忱服务，换来了广大农民的信任与爱戴。清晨起床，有时我会在窗台上发现用手帕包裹的几个白馍、几个鸡蛋，没有留名，没有留言。危重病人被抢救过来后，家人会齐刷刷地走到我的跟前，含着眼泪感谢共产党派来的好医生；病人抢救无效死亡，家属照样感谢我，还常常反过来安慰我，“不要难过，医生看得了病，救不了命”。三十年过去了，至今还有我当时的病人来找我，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。那一刻，我都感到无比的幸福，感到医生职业的神圣与高尚。

翻开历史，从希波克拉底到孙思邈，医生从来都是一个高贵的职业，崇尚医学、尊重大夫是古今中外源远流长的民情民意。我所看到的中国医生，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甚至在十年动乱无章无序的年代，都始终保持着与患者和谐密切的关系，医患之间往来不见尘沙，相处不闻杂音。

2003年的sars和这几个月的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，我们的医护人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在亿万民众与病魔之间。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疫情的凶险，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做好了与亲人诀别的准备。今天，隔着渐渐淡去的硝烟，我们不应该草率地切断如此悲壮的记忆。

应该说，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历来具有在大势面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精神，有在艰难落后条件下忍辱负重、勇于献身的品格，有在科学的路上坚韧顽强、兼容并蓄的优良作风。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响亮的名称——中国医生！

今天，我们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队伍，正面临社会转型时期的严峻挑战，医患关系出现紧张趋势。

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很多，例如医疗资源配置不当，基层医疗力量薄弱，病人涌向大医院，使大医院医务人员超负荷工作；例如患者的期望值过高，甚或错误地把医患关系看作简单的消费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；例如公共医疗保险水平跟不上医药费用的急剧升高；例如处理医疗纠纷法制与处置办法不完善等等。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医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，对医生“知识、情感、道德”合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不能否认，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或多或少伴随着医学终极目标的模糊。医学的目的原本是解救于疾病苦难之中的人，但是由于片面地夸大技术的作用，甚至技术至上，结果是人的存在被抽空了，病人无形中仅仅成为疾病的载体。

《剑桥医学史》的作者罗伊·波特说：“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，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目的和价值，甚至个人的痛苦。”“医生和‘消费者’一样成为技术至善论者，他们被锁定在渴望创造雄心勃勃‘能做，必须做’的幻想中。”而现代医学教育“培养出来的是一个把自己看作科学家的医生，而不可能培养出病人通常需要的、能关心人的医生”。我同意波特先生的观点，并深有同感。

医者，必须拒绝冷漠。其实，更多的时候患者是渴望从医生那里得到精神上的慰藉。他们渴望听到医生耐心地解释病情。他们在意医生的一个动作、一句话、一个触摸、一句提醒。这时如果我们的医生忽视了这些看似随意的东西，就会给患者带来伤害。职业的真谛往往就在这随意与不随意之间。

事实是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割断的。没有患者，医生的成就就无从谈起。所谓“大医”都是始于心诚，而成于精湛。我的很多同道们说到此生最大的欣慰，认定皆因患者而生。看得出，倘若离开了患者真不知道事业于他们还有什么意义？生命于他们又还有什么意义？与此同时，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尽职的医生，才多了一份安宁和平静。

有人说，现今的中国境内，医生在百姓的心目中正在失去应有的尊严和形象，民众对于这样一个人道的职业表现出相当低落的信心。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，令人深感担忧。如果患者对医生心存障碍，缺乏信心，那么在治疗上很难获得预期的效果。而如果医生时时提心吊胆，回避风险、放弃极限，那么不知该有多少生死转机因此丧失。

维护医生的整体形象是维护群众健康的前提。显然，医生的形象扭曲，既不利于从医者人格的确立和技术的发展，同时更不利于广大群众的防病治病。

我们中国拥有一支特别能奉献、特别能吃苦、医疗水平正在不断提高的医生队伍。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社会的良心，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品质。他们的贡献应该受到全社会的肯定和赞扬，他们的职业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支持。

当然我们的医生们也正受到社会转型时期严峻的挑战，肩负着比发达国家医生更加艰巨的社会责任。我们的医生们不仅要努力提高医术水平，更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，要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病，还是有思想、有情感的人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医学的初心：医学是人类情感和人性的表达，目的在于维系人类自身的价值和保护自身的生产能力。

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的医生们坚持这样去做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各项制度的完善，我国的医患关系是会越来越和谐的。